我的生日与云南禁毒日是同一天 讲述人: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五华分局禁毒大队大队长甘磊
我叫甘磊,今年51岁了,现在是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五华分局禁毒大队大队长。
在一般人看来,从警33年,早已将年少时的激情消磨淡了,我却偏不。
从警33年,我无时无刻不在与魔鬼斗智斗勇,始终与犯罪嫌疑人和毒品打交道,却一直保持着我的热情,我们大队的民警都说,只要我一听说有线索,两只眼睛都“放光”。
每次办案都身处危险边缘
众所周知,按照刑法规定,贩卖毒品50克及以上就可能被判处死刑,所以毒贩都是亡命之徒。
从我们接触毒贩的情况来看,吸毒者会长时间处于幻觉状态,表现为情绪不可控,力气特别大,不仅会让处于吸毒者周围的人陷入危险,还会给警方的抓捕工作带来很大困难。
大半辈子与毒贩斗智斗勇,时刻命悬一线,但如果说让我去干别的工作,我可能还提不起兴趣来。
我的生日是10月26日,那天也是云南禁毒日,这或许就是一种缘分。
回想起当警察以来遇到最凶险的事,还是我当一名普通民警的时候。那次,我和我们大队长、中队长还有另外一名民警去执行一个案子。我们4个人,每个人各带着一把手枪。
当时是在中缅边境,毒品入境时,我们没有立即采取行动,一直追踪毒贩到了下关。
我们有一个化装民警,潜伏在毒贩身边与他们交谈,离我们埋伏的地方有七八百米左右,我和大队长埋伏在草丛背后。这时,贩毒的人中有个人出来查看,刚好看见我们两个,对方把电筒一关,就听见了枪上膛的声音。
每当回忆起那次面对面的对峙,我的脑海里依然是当天晚上灌木丛、树丛,我的耳朵听到呼啸的风声,感觉周围都是人。我的脑袋空白了一分钟。枪已经上膛,我想到的就是,如果交火,我就把枪里的子弹打完,直击毒贩。
那时我非常冲动,队长看见我的动作后,就压着我的手叫我不要动。
后来,我们在化装民警的掩护下脱离险境。
事后了解到,那天晚上贩毒团伙十多个人带着冲锋枪和一批毒品过来,敌众我寡,当时如果动手,我们可能都牺牲了。
我对大队长那一刻表现出来的临危不乱牢记在心。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不要贸然采取行动的原则一直提醒着我。
现在,我当了禁毒案件的指挥员,听到太多战友牺牲的消息,所以每次执行任务我都要确保自己所处的位置是最靠前的。
如果我对整个案件评判下来觉得危险,我所说的危险是指:第一,我们所处的位置是劣势,比如边境一带,对整个环境都不清楚；第二,我们的警力并不能够压倒对方,就宁可再找机会实施抓捕也不能蛮干。
我对队员提的一个要求是:你们看我行动。如果有我在现场,民警的心会更镇定一点,大家就像是把我当作主心骨一样。
办理每一个案子,我们都是身处在危险的边缘,每次都是在鬼门关边缘徘徊。即使如此,我对工作的热爱却从未消退过。
指挥抓捕确保民警安全
2017年11月3日,昆明市五华分局禁毒大队破获了当年最大的一起运输毒品案件,查获92块冰毒,毒品54公斤。在这起案件的侦查工作中,我任指挥员,为了破获这起毒品案,我和战友不知熬过了多个不眠不休的夜晚。
当年9月初,禁毒大队接到线索:“有一名犯罪嫌疑人打算将一批毒品从缅甸运往境内,再由昆明转运湖北省。”此类线索的不确定因素特别多,每次接到类似线索,我都得带领战友思考:“嫌疑人运输的方式是什么?运输了多少毒品?”
这就是毒品案件的难点。其他刑事案件是由人到案,有一系列的证据可寻,而毒品案件是由案到人,证据链得经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
接到线索后,我带领战友像匕首一样直插一线,经多方走访后,终于“盯”住了犯罪嫌疑人苏某。
作为指挥员,我深知毒品案件必须人赃俱获才能将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为彻底查清这起毒品案件的“下线”,我和战友开始了长途奔袭。
犯罪嫌疑人很狡猾,在侦查过程中,犯罪嫌疑人将第一批毒品运出后返回昆明时,竟然在昆明换了运输毒品的车辆,然后送到缅甸进行改装。
为这个细节,我曾陷入焦虑,这一“障眼法”险些让侦查工作陷入困境。要再次“盯”住犯罪嫌疑人,需要大量线索。
为此,我派侦查员开展化装侦查。果不其然,11月初,五华分局禁毒大队收到线索,犯罪嫌疑人苏某准备再次作案。
多年来,负责指挥工作时,我一直强调缉毒警察的安全问题:要有优势警力、要有全副武装、要留心个人安全,收到前线发回的线索,指挥员要谨慎地对侦查员作出下一步指示。
在这起案件中,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分局将抓捕犯罪嫌疑人的地点选在了湖北省仙桃市毛嘴镇。为保证抓捕工作万无一失,我们亲自去看了抓捕环境,那里人少、开阔地多,明显不利于抓捕工作开展。
最终,我与武汉市公安局协调,将抓捕地点定在了进入仙桃市收费站旁的一个加油站边,加油站只有一个出口,周围人多,利于便衣民警实施抓捕。抓捕当天,犯罪嫌疑人驾驶的车辆驶向加油站,同时,一辆迈腾轿车驶向犯罪嫌疑人驾驶的车辆旁。通过民警观察,双方正在交易毒品。
“行动!”我抓住时机,及时发出了指令。30名民警迅速形成包围圈逼近犯罪嫌疑人,5名犯罪嫌疑人未作抵抗,束手就擒。当天,办案民警在犯罪嫌疑人苏某的越野车车顶和油箱内查获了92块用黄色胶带包装的毒品可疑物。
在两个月的侦查工作中,我和战友奔袭上万公里,查清了一条又一条有价值的线索,没有人员伤亡。
向亲人淡化工作危险性
3年前,我们禁毒大队在打洛办了一个案子,当时的情况是,我们接到线索,有3名嫌疑人乘两辆摩托车从缅甸入境,每个人身上都藏有毒品。
当时,我们在现场的民警有5人,但我们不敢排除驾驶摩托车的驾驶员是否也是一伙的。我们分析以后就开始考虑:在一对一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怎样实施抓捕。
在那半个小时中,我绞尽了脑汁,眼看毒贩入境以后,连带驾驶员两辆摩托车一共坐了5个人,一辆摩托车连着驾驶员一共3个人,另一辆摩托车连着驾驶员一共两个人。我在脑海中不断思考:抓早了,会惊动后面的摩托车；抓晚了,等着毒贩进入了比较开阔的地方,又不利于我们的行动。
当时天已经黑了,我们要路过打洛五分厂的一条街道,两面都是山地。当时,我对其他3名队员的指令是,先把汽车停下,占领一半的公路,摩托车经过的时候就迫使他们停车。这个时候,我们车上的驾驶员冲下车配合我将另外一人制服。经搜查,他们身上全都绑着毒品。
今年6月初,我们破获了一起案件,在围堵嫌疑人时,嫌疑人驾车将我们的车辆撞开逃跑,逃进了一个小区,混迹到普通群众的车中。我们果断直接打爆嫌疑人的车胎将其抓获,避免了对普通群众的伤害。
我的亲人都知道我从事的是高危险的工作,我每次出差,他们都为我担心。不管我面临多么凶险的场面,在鬼门关走过多少回,我依旧用最轻松的口吻与他们讲述工作。
经历这么多年一起风餐露宿、出生入死的时光,禁毒大队民警的心都是拧在一起的。在向亲人淡化危险的同时,队友是唯一可以和我感同身受的人,我们一起秉承着使命的职责,积极挖掘线索,与犯罪嫌疑人针锋相对、殊死搏斗。我们共同的信念就是不让毒品流入社会伤害任何人。
本报记者 王宇 本报实习生 李文娟 杨利军 整理
